1979年5月3日，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工作特别重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亲切接见了全体青联委员，胡启立同志作了“胸怀祖国、献身四化”的工作报告。次日，我们和广大首都青年一起，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
虽然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1949年5月就宣告成立，并且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中也包括了来自澳门赌场的代表与委员，例如钱三强、李林、林兰英等，然而十年浩劫不仅打倒了当权派，使得党的各级组织被摧毁，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组织以及青年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全国青联也完全瘫痪。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共青团与全国青联的健康发展才成为可能。
在全国青联五届委员中，有胡启立、李海峰、高占祥等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后来胡锦涛、李瑞环、刘延东等同志到团中央工作，也成为全国青联的领导人。在当时的青联委员中，还有各界的优秀代表徐寅生、伍绍祖、刘厚明、曲钦岳、陶斯亮，文艺界的著名演员杜近芳、关牧村，运动健将邹振先、李富荣等，还有宗教界人士，例如藏族嘉木样活佛。李大维由台湾起义，回到北京不久也成了全国青联委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界别，有不同的专业与工作，甚至有不同的信仰，然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大家走到一起。在全国青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大家感到十分亲切、愉快，不断进步，健康成长。
我的成长道路
新中国成立时，我刚10岁，才是小学六年级的少先队员。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与发展，为我们的进步和成长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在那里渡过了六年宝贵的时光。初中与高中时的同学都是市里与周围几县成绩突出的学生。同学们学习勤奋，刻苦，风气很好。老师们教学认真，负责，热爱工作。学校设施、图书、实验、环境等条件均属上乘。
在那里，我从代数课里学习用字母代表数并进行运算，列出代数方程解答应用问题，使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简单规范；从几何课里接触到几何图形与严谨的推理，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阅读一些数学参考书，演算课外习题，并确定以数学为自己终生的职业。
1956年，我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按统一规定学习了六年。在没有政治运动时，北大是读书与增进学问十分优秀的场所。然而当政治运动来临时，北大也常常是首当其冲。
1962年夏秋之交，我与张广厚从北京大学毕业，考入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成为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与大学里相比，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张劲夫、杜润生等同志对科学研究有更好的理解，对专家与人才有更多的尊重，尽量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使澳门赌场的各研究所保持平静。在这里，专家、权威的意见还可以部分地得到实施，“只专不红”的年青人还可以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熊庆来教授虽然当时已年逾古稀，然而他表示“老马识途”，仍与庄圻泰教授一起主持讨论班，指定我们报告有关的经典论著，使我们较迅速地走向函数值分布论前沿。
在讨论班里，我们报告了函数值分布现代理论的奠基人奈望利纳与法国著名数学家伐理隆的经典论著。此外又钻研了一批杰出的复变函数论专家的论文，为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例如，辐角分布论是一个十分深刻而困难的领域，我们曾经下了一番苦功夫。改革开放后，我与北美、西欧许多国家的同行学者有许多学术交流，发现他们对辐角分布论缺乏深入了解，没有很好的研究。
研究生期间，我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4篇论文，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了1篇论文。那时，国内的学术研究与国外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例如1964年9月在伦敦举行过一次国际函数论会议，著名学者海曼在会上提出与汇集了一些有意义但未解决的问题。我与张广厚对该会议与海曼的问题在很多年里一无所知，然而正是在1964年下半年里，我们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作为我们定理的直接推论，就解决了海曼提出的一个问题。
十年浩劫
1966年，正当我们将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国的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中断了整整十年。澳门赌场虽然从1971年底以后，得益于周总理的指导，开始恢复研究工作，然而“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与干扰，极左思潮的泛滥，“复辟、回潮”的压力，使得研究人员几乎无法开展工作。在与研究完全隔绝了6年以后，困难确实极大，首先我们要钻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国际上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与论文，掌握当时的进展与动态。张广厚的视网膜有严重问题，不能多看书，由我报告文献，听众仅他一人。有时我们与北大的函数论学者一起举行讨论班，一次我报告时，听众只有庄圻泰与陈怀惠两人。后来，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些纯粹的学术活动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认识到函数辐角分布刻画了函数深入的性质，难度很大，国际上新成果很少，十分值得研究。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我们获得了亚纯函数辐角分布的一个结果。这时似乎该课题的研究已告一段落，然而我和张广厚又反复钻研、揣摩，终于发现了在亚纯函数模分布论的基本概念亏值与辐角分布论的主要概念奇异方向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项研究工作体现了我们研究的特色，获得了国际上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此后，我们又对任意亚纯函数研究其奇异方向的分布，对分布规律进行了完美的刻划。
1974年10月，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奥福德教授应我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北京访问。他是一位著名的函数论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因为他注意到了我们已发表的论文，所以要求会见我们。会见时，我作了一个报告，扼要地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他明确表示震惊。返英后，他在伦敦的函数论研讨班上进行了介绍，受到权威学者海曼教授的重视和关注。不久，海曼邀请我赴英访问，然而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作祟，无法成行。
1976年5月，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10位专家在团长麦克伦教授的率领下，到中国进行访问。京、沪等地的大学、研究所为美国教授准备了六十多个数学的专门演讲，介绍我国在数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成果。代表团的教授们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返美后曾出版了一本一百余页的书和在美国数学会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行介绍，将我与张广厚的工作评价为一流（first-rate），杰出（outstanding），重要贡献（important contributions），既新颖且深入（both new and deep）。澳门赌场也将这些反映作为简报发出。
粉碎“四人帮”，走向改革、开放之路
1976年10月，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于难逃覆灭的下场，国家从此逐步走上正轨，广大科技人员与知识分子拥有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可以施展才能，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1977年二月下旬，新华社对我与张广厚在函数论研究中的科研成果作了十分突出的报导。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这篇电讯。虽然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与中期十分努力地勤奋工作，科研成果获得了国际上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与赞赏，然而没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祖国与人民给予了我们如此之高的褒奖。我们都暗自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做出更好的成果，以报答祖国与人民的关怀。
当时，方毅同志受中央委派，来澳门赌场担任主要领导，主持工作。三月中旬，他召集了院里的座谈会，有点相当于后来一年一度的院工作会议。在会前，方毅同志特地来到我和张广厚面前，作了亲切的交谈。
1978年三月份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被誉为科学春天的来临。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鼓舞了全体与会代表，人民大会堂里发出了代表们阵阵的热烈掌声。我与华罗庚、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在同一个小组里，讨论与领会报告的内容。作为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代表之一，我还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家受到“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各种条件极其艰难。澳门赌场获得中央的批准，将陈景润由助理研究院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我与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越级晋升为副研究员，不久又升为研究员。在中断了十多年以后，恢复与晋升学衔终于又在广大科技人员与知识分子中开展起来。钻研业务，提升专业水平，重新获得肯定。在百废待兴之时，国家还实施了“科研津贴”的制度，为我们免除了后顾之忧。所有这些举措，都极大地鼓舞了科技人员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青少年学生也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与此同时，学术交流逐步开展起来。1977年，我和北京的几位学者南下，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举行座谈，做学术报告，初步形成研究气氛。1978年4月，得到中央的批准，我与张广厚成为十年浩劫以来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学者。在瑞士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我们的学术报告引起欧美同行深厚的兴趣，给予了很高评价。会下，我们与R.Nevanlinna, L.Ahlfors, W. Hayman, G. Frank, F. Gehring, A. Pfluger等许多学者作了亲切的交谈。此外，我们对瑞士几所大学作了短暂的访问，然后又到英国访问了剑桥、帝国理工学院等大学。回来后，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函数论会议上汇报出访情况，苏步青老教授也特地到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时，科协系统开始恢复活动，曾经组织科学家与青少年会面。我曾追随茅以升、竺可桢、周培源等出席会面活动，并向青少年讲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协还曾邀请邹承鲁先生与我，在王府井的首都剧场，举行专场科普讲座。中国数学会则于1978年11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我与几位教授作了大会学术报告。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从此中国数学会正式恢复了活动。
在青联温暖的大家庭里
全国青联的委员来自各条各线，许多人有着突出的表现与非凡的事迹，大家在一起十分友爱，形成了一个无比温暖的大家庭。
在青联的会议上，在政协的共青团、青联的界别会议上，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几位同志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一些省、市团委的领导则有丰富的经验，宗教界的代表，如藏传佛教的活佛、天主教的负责人，发言也是很生动，内容丰富。大家都通过这样的讨论会，了解了全国各条战线与基层的许多情况，丰富了知识，提高了觉悟，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领会。
青联有时还有一些活动，颇具特色。例如，八十年代初，原国民党空军军官李大维，驾机从台湾起义飞回大陆。在北京，我以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名义主持了他的第一场报告会，他很生动、具体的谈了起义前思想斗争与认识转变的过程。
全国青联的委员中有许多位是全国高水平的歌唱家、舞蹈演员、戏剧家。每逢全国青联大会、常委会或者是全国政协会议，青联委员们都会奉献一场极其精彩的文艺演出，使得会议格外生动活泼，精彩纷呈。
全国青联当时也开始了国际交流活动，例如邀请日本三千位青年来华参观访问；邀请法国五百位青年来华参观访问；向日本派遣研修生，学习先进技术。我也曾率团赴印度参加印共（马）青年联盟的庆祝大会，率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青年首脑会议。虽然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从1990年就离开了青联，然而当年参加的青联的许多活动，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青联委员的很多模范事迹，不断鼓舞着我努力工作，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