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现称“863计划”）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会议期间，“863计划”7个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委员70来人，一起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在照相时问，你们中间有没有40岁以下的同志？人群中只有我一人把手举了起来，我作为863专家委员会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那年正好40岁。那时我回国刚几个月。但从那时起，我的回国经历就与中国863计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6年3月3日（后称“863计划”就是因为它始于此时），4位德高望重的澳门赌场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根据世界高技术研究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态势，根据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为抢占高技术研究的制高点，纷纷提出一些国家级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形势，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中国应及时研究，积极应对，并推出中国自己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两天后即做出果断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与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立即建立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小组，共组织一百多名专家进行论证。不仅提出了涉及7个优先领域和15个主题的发展目标，而且提出了一些至今看来依然十分重要而且极富改革创新精神的指导原则、政策与组织管理原则，如“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不向各部门和地方分块拨款，将经费直接分配给承担任务的单位……”、“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过去的国家科研经费，基本上实行的是国家行政部门切块分割的方法，尤其是在当时行政部门比较多的情况下，以往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出现经费分散，课题重复，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病。而“863计划”第一次实行专家负责制，由全国各地选拔的专家组来进行课题组织，包括课题战略目标论证、课题指南制定、招标或同行评审、课题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与检查验收等。虽然这种把专家推到管理第一线的做法，在以后多年的执行中也看到了一些缺陷与弊病，如比较频繁流动的专家不容易很快把握国家宏观科研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如，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容许专家组成员申请与参加课题，有些人形象的比喻是“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于一身的体制”。但从历史的观点看，“863计划”在一开始就推出了一系列课题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调动全国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培养具有战略眼光和较强组织能力的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于1978年考上恢复高考后的澳门赌场自动化所的第一届研究生，随即赴法国巴黎第6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回国时，主要受澳门赌场自动化所正在组建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吸引，回国最初几个月，投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的国家“863计划”一无所知。而自1968年从清华自动控制系毕业后，因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我在山西农村劳动锻炼近两年，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厂的第二化工厂（当时叫“向阳化工厂”）当了七年工人，导致我对国内的科研体制与科研状态没有深入了解。但我在国外从事的是称为“计算机与机器人视觉”的高技术研究，与“863计划”中自动化领域的研究目标比较接近。1986年，从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国外顶尖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回国的年轻人还很少，因此，我有幸被科学院推荐，成为正在组建的“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记得1986年底的一天，我参加了在国家科委举行的一个小型的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答辩会，实际上也算是一次口头考试。由于专家负责制是一个新生事物，各级干部都很重视，我记得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并任“国家科委高技术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863计划”工作的朱丽兰同志也参加了。今日，我已不记得我当时具体讲的内容和效果，但还记得朱丽兰副主任讲到，要选“将帅之才”来当专家委员会成员，使我有点惶恐不安，因为我自知，我只是在一个很窄的专门领域从事了几年的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将帅之才”。不过，可能是考虑到年轻化和吸纳一些当时还很少的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参加，我还是被选上，成为了第一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所在的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确实是一位将帅之才。时任澳门赌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蒋新松同志，不仅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中国要发展机器人技术，使澳门赌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发源地。当时许多人说，中国有这么多人，还要什么机器人？但他力排众议，指出在许多诸如深海探测、空间应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以及军事应用中，人多并不能代替机器。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863计划”机器人主题安排了如水下无缆机器人、防爆与侦察机器人与精密装配机器人的研究与开发，现在看来，是很适当的。蒋新松同志还善于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与国际合作的条件，不失时机地调整战略目标。水下无缆机器人原来的目标是1000米水深工作的无缆机器人，但后来根据在总体设计与特殊材料方面与俄罗斯合作的条件，改成6000米水下无缆机器人，它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条件制造深水机器人的国家。蒋新松同志根据中国大量传统工业的需要，提出用机器人技术改造传统机械的“发展机器人化的机器”的战略思想，拓宽了机器人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范围，至今仍是863计划机器人主题的重要研究与开发方向。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蒋新松同志由于心力交瘁，于1998年突发心肌梗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回国多年来，我一直把他看作尊敬的导师和挚友。蒋新松同志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历尽坎坷，但他一生敢做敢为敢说，敢于追求真理，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鞠躬尽瘁。许多人问我，你参加“863计划”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我认识了许多老一辈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建立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从物质上看，他们得到的，远远小于他们的奉献，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脊梁，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和精神源泉。
自动化领域分两个主题，除了机器人外，还有CIMS技术（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后来被进一步拓展为先进制造技术）。清华大学吴橙同志在专家委员会里负责CIMS的工作，后来还担任过CIMS主题专家组长和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制造业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制造业在中国的工业中已占近80%的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已占中国GDP近40%，发展信息技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在当时就在“863计划”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CIMS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在中国“863计划”中一直争议较大，一种较极端的看法是，CIMS是包括MRP（资源管理信息规划，后来拓广为ERP，即企业资源管理信息规划系统）、CAD/CAM/CAPP和制造业底层数控与物料传输设备等构成的大系统，缺少任何环节都不能称CIMS，因此，只能在少数企业搞一些“全”的CIMS示范；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制造业与CIMS技术还很远，因此，搞一些其中的单元技术就可以了，不必提CIMS。以吴橙同志为组长的CIMS专家组，既没有贪大求全，也没有放弃CIMS概念的前瞻性，提出了以集成技术为主的发展路线，而且紧密结合中国制造业，在全国动员了数千科研队伍，深入数百个工厂企业，因地制宜，适当剪裁，以提高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为基本出发点，走出了一条中国发展CIMS技术的道路，既发展了CIMS及其相关技术，也取得了经济效益。这种深入到工厂企业中去，切实了解企业实际与需求，把中国高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的做法，真的值得今后从事“863计划”工作的科研人员学习，也特别值得刚从国外回来投身到中国科研事业中的海外学人深思与学习。
我不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历数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和CIMS、机器人两个专家组的同行们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现在他们中有多人先后入选澳门赌场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成为大学校长，或成为副部级以上的管理干部，更有无数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管理干部。但是，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亲密的战友，1984年取得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博士学位，1989年回国和我一起建设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1994年任自动化领域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的李耀通博士。“863计划”各主题专家组组长工作的繁忙与所承受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他们要对主题内数百个课题了如指掌；要参加这些课题的评审、中期检查和验收；要帮助解决课题进行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各参加单位间的协调问题。而且，专家组组长还不是纯行政人员，他们同时又是科学家、博士生导师，从事着自己的专业研究。李耀通博士担任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后，提出了在中国为汽车、电子等行业研制工业机器人并实现产业化的新的战略任务，他不顾反复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带病之身，奔走于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之间。1996年6月，他在已知身患肝癌的情况下，坚持组织“863计划”十周年展览，坚持到长春部署一汽的“机器人应用工程”项目。他于1996年7月底终于被迫住院，但却因肝癌已至晚期，失去了最后的手术机会。住院期间，他与看望他的同事们说的最多的，是863，是机器人研究项目！三个月后他终因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中国863事业。他是改革开放后出国又较早回国的留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最近一些年来，国家、各级科研院所、大学、各地的留学生创业园等为回国的留学人员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科研条件与生活条件，越来越体现了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政策，写到这里，我想以一个先期回国的留学生的名义，诚恳地呼吁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让我们一起来分担中国发展的重任。
1998年，我作为首席科学家申请到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的第一批课题，这是我回国后申请的最大的项目。973项目是国内基础研究中资助强度最强的，我原以为，我可以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安心地做一段时间研究，然而，像是命运的特殊安排，我又回到了我当初回国时的起点——“863计划”的管理工作来了。2000年4月，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主管“863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国际科技合作。
虽然1996年后我已担任澳门赌场自动化所的所长，但我还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可以从事我钟爱的研究工作，我所从事的计算机视觉还处于基础性研究的阶段，研究的是计算理论与计算方法，一支笔一台计算机是我主要的研究工具，我迷恋于静心地读书与学习，与许多搞数学的人一样，我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对到科技部当“官”，我曾经苦恼过，但是，当我再一次接触到国家“863计划”的管理工作后，我又一次被它的巨大的历史责任所震撼。我相信，“863计划”不仅是一个科技计划，它代表了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在这风口浪尖中的我，恐怕再也回不到我那平静的书桌边了。
2000年“863计划”在中国科技界与产业界已经深入人心。它已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为我国一批战略高技术的起步、发展、产业化奠定了基础。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列举从1986年2000年863计划在各方面的重大成果，但我确实可以告诉世界，在诸如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系统、电动汽车、新材料、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药物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领域，由于或部分由于“863计划”的支持，中国已经在世界占一席之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下，这些高技术成果的产业正在呼之欲出或已经实现了产业化。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高技术的争论，已经成为彻底的过去，高技术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在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双重推动下，全国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实现了超常规的经济发展，10年产值翻了100倍，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新增长点。
在发展高技术成为中国上下共识的基础上，2001年成为中国“863计划”不同寻常的新起点。如果说，2000年前的“863计划”称为中国863的前期计划或前奏曲的话，2001年开始的中国“863计划”已成为中国政府支持的最主要的国家科研计划。1986年时，“863计划”规划了15年，1897-2000年，国家总投入110亿人民币。2000年，国务院决定，2001年后，国家将持续稳定地为863投入资金。十五期间（2001到2005年）的资金投入为220亿人民币，年平均强度超过5倍以上。新的“863计划”不仅在体量上有很大增长，而且，更加重视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建立了一批重大或重点项目，一些重大战略高技术项目，如微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基础软件、新一代显示技术、移动通信、超高速网络技术、微纳米技术、电动汽车、新一代核能技术、功能基因研究、生物芯片与基因药物等等都得到了大大加强。
“十五”期间的“863计划”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励与加强了企业参与“863计划”的研究开发活动。“十五”以前，尤其是在“863计划”前期，企业的参与很少，“九五”期间开始逐渐增加，大体在20%以下。但在“十五”期间已经立项的情况看，企业参加比例已增之40%以上。有些重大项目，企业成为研究开发主体。如电动汽车重大项目，国内主要的大汽车集团都介入了，又如高性能计算机、高速通信网络等，也是如此。企业的介入，加快了高技术产业化的步伐，也使研究开发的经费大大增加。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企业一般以1：1甚至高达10：1的匹配，加大了投入。由于企业发展对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辖区内从事“863计划”的企业的支持，而且起到了协调、组织的重要作用。一些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如上海、北京在组织微电子装备的863项目中不仅有大量的匹配投入，还起到了组织全国优势单位参加的作用，如制造业信息化，电子政务等重点项目，全国数十个省市的政府与企业一起，有效地介入了课题投入、管理与未来产业化的准备工作中。
随着参与“863计划”的单位与人员的增加，社会各界对“863计划”的公开性、公正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毋须讳言，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界，对“863计划”的公开性、公正性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863计划”的专家管理体制中，“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于一身”的弊病也在制度上造成了公正性的问题。“863计划”经费的大量增加，也给计划管理与监督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难度。虽然“863计划”各级管理人员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完善管理体制，例如新的“863计划”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专家组成员，不得参与课题申请，课题评审全部采用组外专家与组内专家的两级评审制度，对重点课题，还采用了公开招标，第三方监理和评估等机制等。我们还通过互联网、新闻发布会、听证会、部长信箱等形式，加大了“863计划”的公开性。但制度的完善只能一定程度提高公正性和公开性，但制度是人执行的，公正性的问题还会相当普遍地存在。我认为，提高公开性，加大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作用，是进一步提高公正性的唯一途径。
屈指数来，我回国已23年了。16年来，我与中国高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高技术发展，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牵挂、不尽的梦。值得欣慰的是，1987年初“863计划”开始实施之际，我是“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中唯一的40岁以下的成员，也是唯一在改革开放后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成员。而现在，在“863计划”专家组中，大多数成员都是40多岁的中青年了，大多数成员都有了在发达国家学习与研究的经历了。也许，他们也像我当初一样，还需要学习与提高，还需要不断从老一辈的科学家那里，吸取经验和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但我坚信，风帆已经扬起，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辜负祖国与人民的深切期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腾飞，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