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铺就平坦的求学之路
我们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完全处于一种自然的学习状态，很少有学生能够自觉或者被压地拼命学习。不象现在的孩子，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背知识。我悟性启蒙也许算比较晚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自然学习状态中的前几名。高中被一个非常普通的乡级中学录取。等到我上高中时，刚好赶上国家的改革开放。能够切身感觉到生活状况改善明显。同时从1977年开始，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这使得我们这些穷苦学生能够通过公平的考试步入到受高等教育的天堂。那时高中总共只有两年，最后两个月转入复习，参加高考。当时，社会上学习数理化蔚然成风。一时间全社会都感觉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我正是在这样的洪潮中顺利考上了安徽大学。也是由于对物理有浓厚的兴趣，我就选择了物理学专业。
大学的四年生活如火如荼。当时学风非常好，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一门心思地学习。我们那时对物理专业的培训是相当坚实的，物理学的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量子力学）是必须学好的。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处于班上前几名，同时与同学老师相处很好，因此被年年评为三好学生，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大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记得当时是800个毕业生中选了8个，基本条件是连年三好生，各门功课平均分数85分以上）。直到今天，我还将这个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证书与学位证书保存在一起。
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我顺利考入澳门赌场等离子体物理所作研究生。因为等离子体所从事核聚变研究，因此他们计划设计超导托克马克，需要用到超导材料和知识储备。我当时选择超导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因为超导自从被发现后的几十年当中，超导转变温度只是爬升到23K，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我们研究生的第一年（1985-1986）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习基础理论课，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步入了超导领域。科技大学有几位超导方面的教授，低温实验室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习场所，使我很快就接触到低温技术和超导材料的测量。超导方面的基础知识就是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
在科技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到等离子体所正式开展研究工作。开始进行的工作是研究常规超导体性质，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即1987年初，钇钡铜氧超导体被发现。我的论文题目也随即变成制备钇钡铜氧超导体并研究其物理性质。从此我正式走入了超导研究之路。因为工作的进展很快，我很快于1988年硕士毕业转为博士生研究，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91年底到条件优越的荷兰自由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的成长之路不可能这样一帆风顺。
良师益友—攀登科学的隐形翅膀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良师益友的支持和帮助，这成为我攀登科学高峰过程中的隐形翅膀，帮我飞翔，助我成功。早在科大学习基础课期间，我就不断地去找著名专家张裕恒教授讨教。记得有一天中午，我贸然敲开了张老师家的们，向他问及怎样理解超导的问题。我问道：超导态中两个电子配成对运动起来就没有电阻了，这与两个人在人群中牵手运动时遇到更大的阻力的情况相矛盾，问怎样理解。张老师一边对我的求知欲加以鼓励，一边解释：当人群中的大部分都配对而且以同一步调运动时，阻力就小了。这样形象的比喻使我茅塞顿开。在等离子体所作研究生期间，我被全所自己设计仪器和实验装置的环境所感染。在等离子体所学习期间，不亲手设计几套实验装置是不可思议的。我在此期间，跟着指导老师曹效文教授自己设计了冲击检流计，并测量了钇钡铜氧颗粒超导体的磁场穿透行为，发现了颗粒间的弱连接特性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实验，在当时的等离子体做出来也是有相当大难度的。我在超导领域中取得大踏步进展是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我到荷兰自由大学的著名超导专家Ronald Griessen组里从事博士后研究。Griessen是超导领域的行家里手，精力旺盛而且聪明过人。我在与他共同研究的两年中获益颇丰，尤其在科学研究方法上我学到很多书本上面学不到的东西，让我终生受益。
徜徉在科学的春天里
1993年我做完一届博士后以后，在当时物理所所长杨国桢先生的热情感召下回到物理所超导实验室工作。在开始的起步阶段，确实很艰难。我努力在国外所学到东西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条件，很快做出了一些工作。应该说，来物理所工作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端。在这里，我经常可以听到高水平的报告，可以找到合适的专家进行讨论，同时研究条件当时在国内算是最好的。随着国内工作的开展，我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在高温超导体磁通动力学领域，我不断耕耘，最终有所收获。我们总结了1993年至2003年的工作，申报了一个国家奖。于2004年我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随后的日子里，中国进入到一个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我逐渐把自己的兴趣从单纯的磁通动力学转移到非常规超导材料和机理方面。因为我逐渐感觉到，超导领域的重大突破应该在非常规超导材料和机理方面。传统的基于电-声子耦合的超导机理图像下超导温度可能不会太高，同时正受到来自于新型功能材料领域，如氧化物超导体和新型铁基超导体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适时成立了一个“非常规电子态行为”研究团队，由我与王玉鹏研究员担任负责人，在基金委获得了支持。到2008年我们团队项目结题时，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新型超导体6种以上，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得发明专利10项以上。这样一个成果，堪与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研究团队结果相比。从2005年开始，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成功申请了科技部“超导材料和应用基础研究”的973项目，我任首席科学家。此时，我倍感肩上的担子之重。我深切感受到我们973项目的研究成果应该反映了中国在超导基础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尤其是2008年在铁基超导体研究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令世界学术界震动的结果，让国际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超导研究领域刮目相看。近几年，我们国家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使得我们的研究条件与发达国家的一般实验室条件基本相当。我们徜徉在科学的春风里，有如鱼得水之感。目前我正带领自己的课题组努力在超导研究的世界前沿领域拼搏。但是我们深知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在创新能力方面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
创新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第一动力源
尽管我们已经在超导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而且整体研究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但是我们的原始创新成果仍然很少。从知识和条件的积累到原始创新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到了这个转变的重要时刻。现在，我国经济正在一个良性的快速通道上运行。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决策，我国基础研究处于一个黄金时代。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对我们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方向。这项英明的基本国策在基础研究领域尤显重要。我们受益于这个大好环境的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