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走进贝时璋先生家里，贝老的灵堂已经被花篮、花圈填满了。前来吊唁的领导同志和贝老的亲友、同行、学生，怀着发自心底的敬仰与不舍，送别这位为共和国科技事业留下无数勋章的科学家。

　　几日来，记者采访了数位贝老的亲人、朋友、学生，在他们的讲述中深切感怀这位世纪科学家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格。

　　在同行的心目中，贝时璋治学严谨锐意创新，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在澳门赌场生物物理所的大厅里，贝时璋的半身铜像前摆放着一个精巧的花圈。每当科研人员或学生们路过时，都会稍作停留，表达自己对这位科学先贤的祭奠。

　　王书荣曾经是生物物理所的所长，他说，贝时璋先生“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战术家的果敢决断”，于1958年创建了澳门赌场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它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为其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澳门赌场生物物理所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物理研究机构，在很多学科方向上享有极高声誉。

　　同样曾任生物物理所所长的梁栋才院士回忆说，贝时璋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学科融合的必要性。“上世纪50年代，他匠心独运地组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共事，把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学数学的汪云久就是在贝时璋的坚持下，被分配到生物物理所工作的。他说，在这方面，贝时璋先生是国内的“先行者”，“贝先生当时提议所里成立‘理论组’，一共三人，学生物的郑竺英、学理论物理的郁贤章和我。”这三个不同领域方向的人结合在一起，碰撞出了无穷的火花。

　　贝时璋不仅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开拓者，还是我国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的开路人，他指导了我国核爆炸动物远后期辐射效应研究和我国第一批生物火箭的动物飞行实验等重大研究项目，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贝时璋曾说，在他的诸多工作中，“研究时间最长的是细胞重建课题”。澳门赌场生物物理研究所王谷岩研究员介绍，20世纪30年代，贝老以实验研究为依据，提出了新的观点：细胞分裂不是细胞繁殖增生的惟一途径，细胞繁殖增生还有另外一条途径——细胞重建；细胞重建是细胞的自组织过程，是生命世界客观存在的与细胞分裂并存的现象。他曾指出：“细胞重建的模拟，研究的是细胞在怎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从没有细胞一步一步重建成完整的细胞。”临近百岁时，贝时璋还坚持着“细胞重建”的工作。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贝时璋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言传身教，把科学精神播撒在学生心中

　　应幼梅是浙江大学生物系43届学生，她曾撰文回忆：“贝先生的板书，无论中文、外文，都写得端端正正、漂漂亮亮。上课时他手里只有两支粉笔，没有讲稿，没有提纲。”但课却讲得极生动，“胚胎学面对正在发展着的对象，是动的，不是静的。贝先生讲课，会在黑板上画图。例如说起初是个球体，画一个圆。后来产生一个凸起，贝先生边说边擦掉黑板上那个圆的一小段，画上那个凸起的部分。黑板上的线条容易擦掉，怎么擦掉已经画在笔记本上那段线条呢？只好先另外拿张纸小心地画下来，课后仔细弄明白了再画到笔记上去。不知不觉地明确了：生物是个立体，不是个平面；它是不断地发展着的。”

　　1929年回国后，贝时璋受聘于浙江大学，创建了生物学系并任系主任。1958年，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并任主任。几十年来，可谓桃李遍天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蕴渝院士回忆说，“当时，国内很多高校的生物系学习苏联，专业划分过细，强调专业课教学，不重视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基础课。这些课的课时很少，学生数、理基础很差。而贝老在科大生物物理系，从一开始就强调，学生在校期间要用三年或三年半的时间打下坚实的数、理、化、生基础，要学无线电电子学，他提出要培养‘四不像’人才。这既是考虑到生物物理学交叉边缘学科的特点，又考虑到科学迅速发展的需要。”

　　在学生们的心中，贝教授是和蔼可亲的。汪云久回忆说：“贝先生在行政工作之余，或看到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或读了一本有兴趣的书后，常常走到我们实验室，向我们这些初学者谈谈他的想法和体会。”

　　然而在贝时璋手下工作却非常辛苦。“贝先生说头脑要开阔，‘idea’要新要活，但具体做起来一定要认真负责。他自己天天早来晚走，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贝先生批改我们的论文十分严格——从文章的整体结构、说理层次，到章节编排、逻辑关系，都要推敲研究。特别是论文的结构部分，更是慎重非常，讲究科学性、精确性、字字句句地斟酌。年轻人往往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成绩沾沾自喜，在好胜心驱使下常把研究结果绝对化，夸大其重要性，或者在偏激情绪下以点盖面，不知科学结论的分量轻重。贝先生在这方面把关是很严格的，他批改的一些文章经得起历史和科学的考验。”

　　在所有人的心中，贝时璋都是一个视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科技事业

　　回忆起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参与“科学沙龙”，小儿子贝德的声音哽咽了，“那天他特别兴奋，和大家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知道今年诺贝尔奖评奖结果之后，觉得北大林克椿教授曾经的一项科研成果非常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最后，他还高声反复向大家说：‘要为国家争气！’”

　　在贝时璋为生物物理所制定的办所方针中，“服从国家需要”是置于首位的。他曾说：“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忠于科学、热爱科学的。他热心科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求知，爱真理，为国家作贡献，为人民谋福利。”

　　“为国家作贡献，为人民谋福利”，成为贝时璋一生的追求。1948年，贝时璋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那场人才争夺战中，他选择了新中国。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说：“我们也曾问过贝老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贝老说，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留下来，才能为国家做贡献。”

　　也正是国家的需要，让一个深爱科研工作的人走上了管理岗位。中国科技史将永远铭记——

　　1949年11月澳门赌场从成立前到成立后最初半年，贝时璋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间，参与了澳门赌场生物学方面研究所，尤其是实验生物研究所的调整与建立。

　　1954年，澳门赌场建立学术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在学术方面的有力助手，贝时璋奉调担任学术秘书，参与筹建澳门赌场学部和学部委员遴选工作。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贝时璋应科学院领导之请，代理生物学部主任。在1980年第四次学部大会期间，承担并圆满完成了重建生物学部领导机构和增补学部委员的任务。

　　1980年，在贝时璋的领导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在京成立。在学会成立大会上，贝先生报告了《对我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揭开了我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新篇章。

　　2003年，贝时璋先生百岁高龄之际，还编辑出版了《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

　　杨福愉院士回忆说，面对国家要求，贝时璋先生虽说“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但他还是顾全大局，急国家之所急，勉励从公，无私奉献。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也许纪念贝时璋先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的科学精神，传承他的爱国热情，把中国的科技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