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
2009年11月6日，北京八宝山钱学森遗体告别现场内外，那些从海内外专程赶来的无数送别者，那些情真意切的痛惜、失落和怅惘，那些写满崇敬和哀伤的表情，让我们依稀看到问题的答案。
钱学森，一位深居简出已近20年的百岁老人，以他静静的离开，再次勾起整个民族对一段光辉历程的深情追忆，唤起亿万国人对未来岁月的凝重思考。那一刻，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贡献，写入永恒。
生于推翻帝制的1911年，成长在山河破碎的晦暗年代，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雄奇伟业中大放异彩，钱学森的一生，浓缩了中国人从屈辱走向自强的漫长征程，代表着一代人奋发图强、百折不回的伟大精神。
“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在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铿锵宣示里，有淞沪抗战中亲睹落后挨打的悲恸，有身在异国饱受歧视猜忌的愤懑，更有让一个崭新的中国挺直腰杆的刚强。平心而论，钱学森那一代人，并不比后来者更有天分，但出身于贫弱中国，怀抱着复兴大志，他们挑得起历史的千斤重担，放得下个人的利害得失。国比家大的宽广胸怀给了他们宽阔的视野，雪耻图强的冲天斗志，给了他们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勇气。
钱学森是一个领域、一个时代的巅峰，但他神采卓然的生平，绝非“天才”二字可以概括。无论是洞察先机、推动系统控制理论在“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应用，还是力排众议、选择“导弹先于航空”的技术发展路径，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中的大家”，博得战略科学家的美誉，在于他始终“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时刻以“突破”而非“遵循”、“开创”而非“守成”为念。
西式教育创新意识的熏陶，并未冲淡钱学森身上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钱氏家训》中这些胸怀天下、克己奉公的理念，他恪守终生，从未偏离。在他的心目中，“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正是有这样的信念和美德，他才能将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可抵五个师兵力”的深厚功力，融入“两弹一星”研制、系统科学发展等艰巨的任务、庞大的集体中，始终“一脸亲切的微笑”，始终一份恬淡的心情。
巨人往矣。他们的脚步，无论多少鲜花和泪水，都无法挽留。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这是钱学森的遗训，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怆然别先人，殷殷待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当慨然而奋进。“钱学森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年轻一代啊，我们当有这样的志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