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的辞世，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许多老教授和校友格外悲痛。钱先生50年前上课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钱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教师。”中国科大59级学生张培强教授说，“钱先生前瞻性、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影响了科大几代师生，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全新的教育思想
1958年，为满足新兴尖端科技发展的需要，在澳门赌场老一辈杰出科学家的倡议下，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创办中国科大的积极倡导者和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钱学森参与了学校的成立、办学方针的确定、系及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制定等学校重大决策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亲自担任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后改为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长达20年，并与郭永怀先生一起创办了化学物理系。在此过程中，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钱先生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1959年发表在《人们日报》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一文中。”中国科大58级学生丁世有说，钱先生强调科大学生将来要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研究，“在未完全开辟的领域去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前人留下的经验不多，只能依靠已经总结出来的一般知识和规律，因此，一定要把数、理、化理论基础和现代技术基础打好。
中国科大58级校友、澳门赌场研究生院教授张瑜清楚地记得，开学初，钱先生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特别强调：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培养目标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这些思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工分家、教研分离的培养模式迥然不同。
“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请来了”
为了让科大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请来一批一流科学家为学生上课。
张瑜至今还记得钱先生当年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名单时的神情。钱先生当时很兴奋，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请来了!”谁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讲授普通物理课，吴文俊先生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是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著名科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讲授普通物理课。大学三四年级时，钱先生又请来力学所的卞荫贵先生讲授流体力学，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
“这些教师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有的看法，学生和他们经常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一文中，钱学森说，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很重，再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了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
亲自给本科生上课
“每当回忆起在科大的学习生活，我总会想起钱先生讲课的情景。”科大59级校友吴有生院士说，钱先生不仅把我们领进了充满神奇色彩的航天领域，接触到了国内书本上前所未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从中学到了科学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方法。
1961年9月，在同学们的期待中，钱先生走上讲台，为近代力学系58、59级的学生讲授“火箭技术导论”（后来改为“星际航行概论”），每周一次，每次3个学时，连澳门赌场有关研究所的专家都来听课，人数达400多人。
据张培强回忆，钱先生上课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语言精练，概念清晰，逻辑性强，授课中的重点、难点讲得深入浅出。他的板书很工整，一些重要的公式提笔就写，非常熟悉。因为教室大，他还专门让秘书坐在最后一排，检查声音是否听得清，板书是否看得见。“他讲课的内容真正体现了先进性、系统性、前瞻性，综合了多学科的前沿知识，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反映”。
一次，钱先生上课快结束的时候，让大家提提意见。58级的徐建中同学（现为澳门赌场院士）写了一张纸条递上去：课后有的习题一再改动，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希望辅导老师出题时不要改来改去。钱先生听了没有说话，想了一会儿说：“习题是我出的，不能怪辅导老师。一开始觉得题目各方面都没有问题，让同学们做了。后来又感到给的条件不太好，就改了。后来又在车上想这个题目，觉得有必要再改一下。”
徐建中说：“钱先生工作极其繁忙，还要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讲课，甚至在车上都在思考习题的出法，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三严”作风
钱先生为人和蔼可亲，平时上课、与学生座谈总是面带笑容，但对于治学非常严肃。
许多科大58、59级的学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钱先生的那次生气。有个学生在考试答题时，将第一宇宙速度7.8 公里/秒写成7.8米/秒。讲评时，钱先生很生气，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基本概念不对，自行车都比你快，搞科学的要‘下笔千钧’！现在不认真细致，以后就不光是流汗的问题，要流血啊！”
而“星际航行概论”的一次开卷考试，更是让科大58级学生黄吉虎刻骨铭心。虽然只有两道题，但从上午8点半开考，到中午仍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说，先吃饭吧，回来再考。饭后继续考，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了卷。
这次考试钱先生很不满意，认为同学们的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补课。所以，近代力学系 58级学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时间。“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近3000道。”黄吉虎说，虽然工作晚了半年，但同学们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许多同学后来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为“两弹一星”作出了贡献。
在教学的每个环节，钱先生都极其认真细致。1963年，他为58、59级学生作“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报告，指出做毕业论文是为今后从事科研工作练兵，一定要严肃、严密、严格，这就是有名的“三严”作风。这次报告给吴有生印象极深，“钱先生甚至提到，画图也一定要严格按照机械制图的标准，要画得非常精细、认真”。吴有生说，他在做毕业论文时画的图，就是按照钱先生的要求画的，以后延续了一辈子。
“你们简直发了科学洋财”
钱先生还十分关心学生的业余科技活动，亲自关心指导力学系学生火箭研制小组的工作。
科大58级学生蔡有智回忆说，经过同学们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小火箭飞上天了。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燃烧振荡问题。钱先生了解情况后，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他还请来郭永怀先生和燃烧专家林鸿荪先生，与同学们座谈，讲解有关知识。对于小火箭研究的下一步方向，钱先生认为搞人工降雨和消雹比较好。后来，研究小组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成绩，引起了轰动，连中央气象台都来订制小火箭。
张瑜是当年火箭研制小组的成员之一，他说，当钱先生知道他们取得了初步成绩时，高兴极了，半开玩笑地对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对此，科大59级学生王秀喜教授十分感慨：“今天想想，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其实是搞不出什么高水平火箭的，钱先生对此是清楚的。但他不泼冷水，还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给予指导、支持，反映了他关心学生成长的赤诚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