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走了，其丰功伟绩，国人永记。
钱学森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杰出科学家，首先，他是一位科学巨匠，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从而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同时，他又是一位科学巨星，在科学、技术、工程乃至哲学、经济、社会等科学交叉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而被称为高瞻远瞩、纵横驰骋、涉猎广博、洞察纤毫、思想深邃的战略科学家。
科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与钱学森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钱学森先生是我国科学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科学学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早期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我国关于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以及关于科学技术论、科学政策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刚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先生便陆续发表了《论技术科学》（1957年）、《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1957年）、《技术科学的研究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吗？》（1958年）、《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1963年）、《大规模的科学实验》（1964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对科学的历史发展、科学的性质和特点、科学方法论、科学与哲学关系、科学技术组织管理、作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实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当时，在中国虽然尚未确定和使用“科学学”名称，但钱学森先生发表的上述论文及其探讨的问题，从题目到内容，显然都与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范畴相关，理应成为我国早期科学学研究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
“科学的科学”
1977年9月，在党中央关于召开科学大会通知的鼓舞下，我国开始出现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在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许多科学家和科技界领军人物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金秋十月，钱学森先生连续两天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报告。12月9日，这篇报告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立即受到我国科技界、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钱学森先生认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从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这一见解，特别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以钱学森先生发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一文为契机，我国一些从事科学理论、科学政策、科学管理和科技情报研究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积极引进和介绍国外有关文献资料，并且根据中国语言习惯，约定俗成地把“科学的科学”通称为“科学学”，从而确定了这门学科在我国正式使用的名称，并且由此开始，科学学在我国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展开研究。
学科奠基之作
1979年至1980年，钱学森先生以“科学学”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集中阐述了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特点和分支领域等问题，为科学学学科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广阔的理论基础。
1979年1月，钱学森先生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学”名称并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这可谓是他研究科学学问题的首篇奠基之作。钱学森先生在该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是一门系统工程，称为科研系统工程”，而“科学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一个主要基础，是科学，不属技术”；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考察，研究和总结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因此，“科学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创建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不是现成的”，创建的艰巨性“决不亚于马克思当年研究政治经济学”。
1979年秋，钱学森先生应《科学管理》杂志之约，在其试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一文；1980年经作者增补后，此文正式发表于《科学管理》杂志的创刊号。它与前文《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算是姊妹篇，同为科学学学科的奠基之作。此文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学研究的对象、性质以及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等问题。钱学森先生认为，与科研系统工程不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学是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一门社会科学”；科学学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学不能只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学，科学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学，而且也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以及哲学的科学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治科学学”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或三个分支学科。
1980年6月，钱学森先生应邀为北京科学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了题为《科技管理与科学学》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科学技术、科学研究、科学管理与政策、科学系统工程，以及科学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特点、指导思想等问题。这篇报告的特点是涉及到包括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等在内的科学学应用领域，亦可认为是应用科学学的奠基之作。
资深顾问
1979年7月，全国首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先生，与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澳门赌场副院长李昌和钱三强、全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等，对这次会议都十分重视，曾作过多次指示。1980年冬，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合肥举行。钱学森先生因工作繁忙无法亲临会议，但他会前在京接受专访时表示支持这次会议召开，并且希望会议开好。他说他“是一个科学学的热心研究者，是一个积极分子”，“愿意在业余为科学学研究做些工作”。
1982年6月，在国家科委、澳门赌场、全国科协等“三科”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钱三强当选为首任理事长，钱学森先生与于光远、李昌、童大林等被推选为研究会顾问，这就从科技社团建制上保证了科学学事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1983年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刊物《科学学研究》和翻译刊物《科学学译丛》正式创刊。钱学森先生与于光远、马洪、卢嘉锡、杨浚、钱三强、钱伟长、谈家桢、童大林等被聘为编委会顾问。钱学森先生很快就将亲笔填写的《科学学研究》顾问登记表（填表时间：1982年11月27日）返还研究会；1983年6月16日，他同样很快地将审阅并亲笔修改的《科学学研究》发刊词返回编辑部。钱学森先生处事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作风，令人万分敬佩。
1985年3月，在即将担任全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的钱学森先生和“三科”领导的推动下，国家体改委正式批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与此同时，全国科协正式接纳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为团体会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获得组织批准并加入全国科协，不仅象征着国家和学界的正式承认，而且标志着科学学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实践活动终于获得建制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相关学科领域研究
钱学森先生博学多识。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总是以开阔的视野和时代的高度，密切关注着众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他不仅在探索和论述科学学问题时经常涉猎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而且在探索和论述其他相关学科时也经常涉及到科学学问题。
1985年4月，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以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参加了会议。钱学森先生在题为《交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展望》的讲话中，简明地阐述了与科学学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九大部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桥梁学科问题。
1987年7月，担任全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的钱学森先生，在《中国科协学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探讨中国科协学》的讲话，其中谈到“科协学”与“科学学”的密切关系、科学学三个组成部分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钱学森先生的研究视野虽然主要集中在系统科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和系统工程理论的推广、应用方面，但他关注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仍然与科学学的应用相关。例如，1991年3月，钱学森先生在全国政协科技委会议上强调，要以“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对我国科技、政治、国防“统一起来考虑”；1993年2月和1996年7月，钱学森先生再三提出要打破“部门界限”和“地方分割”，“把能源、冶金、生物等方面都结合起来”；2006年7月，钱学森先生又提出，要“在科学技术工程界和社会科学界之间建立联盟”，来解决那些“涉及到用社会科学来解决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问题”。
近半个多世纪来，钱学森先生在科学学方面研究视野的转移，实际上反映了科学学研究在中国同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引进国外成果走向开展独立自主研究，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应用，从学科概念探索走向具体问题分析，从科学学范畴走向邻近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科学学在我国研究视野的扩大和深化，标志着中国科学学研究在不断地开拓、创新，不断地迈向新的历史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