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令我悲痛万分。中国失去了一位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钱老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建设和发展极其关心，甚至包括我们的研究活动和工作，都给予深切的关怀和指导，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我这里回顾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其中足以体现出钱老对我们的关心。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时的党委书记郁文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跨学科研究组，由秦麟征和我负责。郁文同志建议我多向钱老请教，多听取钱老的意见。当时因为乡镇企业发展很受重视，所以，研究组准备立一个“科技进步与乡镇企业发展”课题。我为此写信给钱老。钱老立即亲自给我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强调：“你们的任务是如何超出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从更深的层次上研究和分析问题：要为党和国家的长远规划提供有分量的意见。为此，不但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且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不但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步，也要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步。”钱老的指示纠正了我们的方向，此后，我们把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工作定格在学术研究上。
同年7月，中国社科院一个单位要办一个网络公司，托我请钱老题词。我于7月10日写信给钱老。钱老于7月15日就给我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很高兴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列题讨论研究我称之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大事。其实这与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高度发达的信息产业，又怎能搞好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支很强的应用计算机力量，人员素质很好。这是我知道的。现在要办“中道网络技术公司”及《网络技术导报》，是好消息！
但我从来不搞题词之类的事，都婉谢了。这次您要我做的也不例外了，敬请谅解。
钱学森
1992.7.15
我读着钱老的信，心中想到他对国家事业的关心和巨大热忱，但他对于他个人的要求却如此之严格，使我进一步意识到钱老那伟大的人格和高尚品质。
记得早在1991年7月22日，郁文同志派我去国防科工委拜访钱老，邀请钱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一次报告。钱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但他谢绝了讲演。他表示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寄予厚望，并且特别强调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多接触实际、研究实际和了解实际。这次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10∶20。钱老从来没有到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作过报告。
钱老非常关心我，但也十分严厉地批评过我。我在《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钱老在1992年11月22日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郁文同志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有专门一段话，说：“我读了金吾伦同志在《哲学研究》1992 年10期上的文章，感到太一般，似未打中要害。”我从钱老的批评中意识到，我辜负了钱老对我的期望。我知道，钱老对我的批评，完全出于对我的关心。
此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1993年9月22日，钱老又写了一封信给我，既表扬我又批评了我。他在信的开头表扬了我，说：“我读了您（他每次给我的信中都用这个‘您’字，作者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9期的《巴姆的整体论》，感到高兴；您注意到系统科学的重要性了，并且联系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是大好事！”
接着，他用一个“但”字批评我了。他写道：“但读了文章之后，也觉得您还没有亲自接触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如巨系统中的混沌，而混沌又是有序的初导。这是近十多年来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大发现；美国Santa Fe Institute（圣塔费研究所）学派把此发现已推广到全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为此，钱老还专门推荐了一本书让我读。
就我所知，钱老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非常关心。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特别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手头有一本钱老给我的《钱学森副主席在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3月17日），讲话共分六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有一大段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他在其中说：
“……恐怕仅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知识是不够的，要把科学技术变成第一生产力，还要靠社会科学。所以我们科协有一个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钱三强同志是主任，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接着，钱老又讲了不少道理，论证两科联盟的重要性。
还有许多话要说，在此仅举上述几例，以示我的深深哀悼。
钱老现在离开我们走了，但是他有许多深刻而重要的思想留给我们。这些都是珍贵的财产，我们应该认真理解，并且使之变为行动，以告慰钱老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