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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导弹”两个词均由钱学森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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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新民、庄逢甘、屠善澄、鲍克明……这些航天界响当当的功勋科学家,都曾是钱学森的老部下。11月3日,他们齐聚中国航天科技大厦,追忆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往事。

  发明“航天”和“导弹”两个词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航天之父”,但没多少人知道,“航天”这个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94岁的航天“总总师”任新民回忆说,过去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词是“空间技术”,也有人用“航空”。任新民记得钱学森说:“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 

  由毛泽东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示,钱学森上世纪60年代时首创了“航天”这个词。一开始还有争议,后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航天部,“航天”就成了通行的叫法。

  “导弹”这个词,也是钱学森的创作。任新民说:上世纪50年代时有人叫“控制系统”;钱学森发明“导弹”这个词,许多人不赞成。但后来也都这样叫,因为“导”字的确很传神。

  “将来搞火箭导弹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

  有一段时期,用液氧和煤油做发动机燃料,是国外热门的研究方向。但钱学森认为,对于战场上使用的导弹,这种方案不实用——“液氧要现装。如果提前装进去,发射时容易漏完。”按照钱学森的意见,中国导弹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作为发动机燃料。

  任新民说:“美国和前苏联由于液氧实验不成功,改走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的路线。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钱学森的深谋远虑,令许多人折服。火箭发动机专家鲍克明回忆说:“我学的是冲压发动机,钱老有次跟我讨论。他认为,对于速度4倍音速的导弹,煤油还可以,如果速度更高,煤油的热值就不够了。需要加高能燃料。”在钱老的指示下,鲍克明去国防科工委申请材料做实验,好给未来打下基础。

  几位老人都提到,钱学森说过:“将来搞火箭导弹要靠计算机。”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说:“记得有一次前苏联专家访华,我想向他们要更大的风洞。但钱老说:‘将来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导弹速度一高,要在地面模拟高温系统,风洞要做的很大,不大好办。’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在钱学森的指示下,中国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工作开展很早。如今“数字风洞”的发展证明钱老的判断是对的。

  许多人都提到,钱老看到国外一些新的技术进展,会提醒别人注意。飞行器控制技术专家曾广商曾在文革时接到钱老的通知——有关专业要关心射流控制技术。而后来证明,这一新技术的掌握,有助于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

  任新民回忆说,文革时有一次,钱学森听说国外发展核反应堆,还主动去找钱三强讨论,在纸上给钱三强画反应堆和稳定棒。

  “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一次潜射实验前,要先确定落弹范围。“定大了,人家会笑话;定小了,打不进去出洋相。”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沈新荪回忆说,为这事大家研究了好几个月,钱老经常听取汇报。

  有一次开会,当汇报到一个地理数据时。钱老打断说:“这个数据,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这四位是怎么出来的?”

  大家这才想到,以当时有限的遥感测量能力,数据都不够精确,小数点后四位根本没意义。钱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任新民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只懂理论的科学家。他很讲求实际。”

  任新民50年代初在国内参照钱学森的书试制导弹。书里提到用沥青等材料做固体火药。但始终不成功。

  钱学森回国后两人见面,任新民提出了问题。钱学森回答:“沥青是混合物,不是所有沥青的成分都一样。”一言让任新民开了窍。

  回国第二天就去天安门向国旗鞠躬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原主任屠善澄比钱学森晚回国半年,跟钱学森同住在中关村。钱学森跟他聊天时说:“你呀,回了国,要把国外的思路换个样子。要千方百计为国家服务,研究透了,就要去做。”

  钱学森问屠善澄想做什么,屠善澄说是教书。钱学森回答道:“有比这个迫切的事。”

  后来,钱学森筹建自动化研究会,请屠善澄来当秘书。一次,屠善澄代表钱学森出国去参加国际自动化大会。钱学森嘱咐他,千万不要上东德西德问题的套——当时两家都要参加自动化协会,怕有人借此提出两个中国。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提法,还没那么强调,”屠善澄说:“他就和我打了这个招呼。我没犯错误。回来汇报,他很高兴。”

  钱学森是如此爱国,“他回国后,第二天就带全家去天安门广场向国旗鞠躬。”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说。

  庄逢甘说:“他常讲:‘外国人能的,我们也能’。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对队伍是一大促进。”

  100多新来的大学生,他挨个看望

  1957年,钱学森随中国军政代表团来到莫斯科。鲍克明代表学习航天的留苏学生,请钱学森去作报告。

  钱学森告诉30多个留学生:一要把基础学好,因为这是管长远的。二是要注意学习导弹的具体技术特点,因为苏联二战后从德国取得了很多火箭工作的成果。报告完了,夫人蒋英还送给学生们两筒龙井茶叶。这次交流鼓舞了留学生们,这些人后来许多成为钱学森的部下。

  对于青年,钱学森总是格外和蔼,平易近人。沈辛荪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自己在总体设计部时,钱老给年轻人机会,允许每人每星期去他办公室一次,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进去时惴惴不安,怕他这个大名人批评。但钱老总是用温和的商量的语气说:“你这个思路,换一换好不好?”他并不包办,只是启发,让年轻人独立思考。

  沈辛荪还记得,“刚到国防部五院报到时,钱老到宿舍,一个个看望100多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把写自己的报道扔在桌上

  “钱老淡薄名利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1990年代曾与钱老合作办讨论班。他谈及了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找到他,提出希望为钱老写传记。当于景元向钱老征求意见时,钱老突然站起来,表情非常严肃:“于景元,你就把讨论班做好,人这辈子做了什么自有定论。我还活着,不要写。”于景元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弄得很尴尬。

  于景元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名记者写了钱老的相关报道。他刚递给钱老,钱老就顺手扔在了桌子上,“我还活着,写它干吗?”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有一次筹建学会,想请钱老题词。到了钱家,夫人蒋英出来迎接,钱老一直没出来。因为蒋英和梁思礼有世交,两人聊了聊家事,梁思礼就走了。一两天后,钱老捎信向他道歉。

  “他从来不题词,怕拒绝我,让我尴尬。所以不出来。”梁思礼说:“他做人就是这样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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