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是新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创业奠基人。在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更以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深刻展示了一代科学巨擘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钱学森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德馨品高的大师风范却历久弥新、光耀后人，永远是我们立身做人、治学研修、干事创业、为官从政的光辉旗帜。
钱学森对祖国无限热爱，充分彰显了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基于大义，本于大德。钱学森之所以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颗赤诚之心，始终把祖国至上、人民至上的信念追求熔铸到自己的血脉和灵魂，毕生实践着“人民满意才是最高褒奖”的座右铭。钱学森把爱国与爱党、爱民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国家强盛、百姓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升华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民族气节的忠贞坚守。钱学森当年面对的是一个贫困落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为祖国为民族争气争光争先，始终是他的执着追求和远大志向。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二十年，是集航空与火箭技术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世界级著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的报国愿望更加强烈、归国决心更加坚定。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坦陈急迫心情：“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面对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甚至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他慨然表明心志：“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早日回国，他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断然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由导弹航空专业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历尽五年的千难万险，钱学森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慷慨陈词：“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正是凭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钱学森甘愿放弃优厚待遇和已处巅峰的科学研究事业，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报效祖国。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党的事业的强烈使命。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回国后，面对帝国主义严密技术封锁和核讹诈的严峻形势，钱学森先后受命组建了澳门赌场力学研究所和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参加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面对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困难局面，钱学森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号召，勇敢地担当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重任，团结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和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实现了导弹武器研制试验一系列重大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面对各种冲击和干扰，钱学森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参与指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的一生，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以强烈的使命意识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人民福祉的倾心竭力。钱学森总是将自身的思考和实践，指向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未来。他常说：“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将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国民经济管理，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应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地理建设，三大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必须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钱学森始终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师爱民、为民、富民的深厚情怀。
钱学森对真理孜孜以求，生动展现了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
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钱学森之所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最核心的是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入窠臼，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钱学森一生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成为大师风范生动写照的一道亮丽风景。
始终以前瞻眼光引领创新。钱学森总是将探索的目光置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倡导提出的我国导弹、卫星乃至航天的发展设想和方略，引领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在科学的轨道上持续健康地推进。他深刻洞察计算机技术可能对气动研究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创造性地提出把电子计算机与气动研究结合起来，直接促成了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诞生。他基于对信息技术的深刻研究和准确把握，提出要搞中国特色的C3I，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他十分关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等新的科技领域，在他的呼吁和支持下，我国的遗传工程等新学科研究得以及时起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创立了独具理论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实现了还原论、整体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敢为人先、敢做善成的胆识和勇气，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始终以求实精神探索规律。钱学森一贯倡导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坚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技术应用于航天事业的组织管理实践，倡导制定的型号研制程序八个阶段、建立型号总设计师系统与技术责任制、建立统一计划管理指挥系统等制度规定，成为组织实施重大科研试验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作为火箭、导弹、卫星技术研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千百次地面和靶场发射试验中，他从不相信假设，从不放过疑点，只有获取可靠的试验结果、得出合乎科学技术原理的解释他才能放心。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原则，已成为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研制、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使钱学森的科学探索成就斐然、贡献卓著，使国防科技事业在遵循规律中推进，在创新发展中跨越。
始终以民主作风广纳群言。钱学森的为人和治学，具有现代民主文明、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色。作为科学界的泰斗，他从不以大家权威自居，一贯倡导民主作风，认为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学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在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中，他同各方专家集思广益研究讨论、统一思想，提出发展原子能、导弹等六项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生长点。在科学研究和试验中，他提倡不同学术思想进行交流和争论，对年轻科技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不轻看小视、武断否定，而是热忱鼓励、积极支持；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时，他鼓励大家“这不怕，也是事物之常规，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在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中，他总是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在他的鼓励下，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民主氛围非常浓厚。钱学森对民主作风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为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营造了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科研学术环境，使一个个尖端技术取得突破、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始终以严谨态度精益求精。钱学森经常对科技工作者说，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在学术研究上，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么严密，而是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使理论得到验证。一旦发现有误，立即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直到得到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他模范实践“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带动形成了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的过硬作风。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钱学森在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两弹结合”试验中，一名操作手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五毫米长的小白毛，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毛挑出来，消除了试验安全隐患。钱学森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从中受到教育。”钱学森严格、严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堪称国防科技战线的楷模。
钱学森对名利超然处之，深刻诠释了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
德高才能望重。钱学森之所以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科学大家，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平常之心，把科学看得最重、把名利看得最轻，从不计较得失、惟一考虑事业。钱学森终生艰苦地工作，朴素地生活，充分展示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我的崇高价值追求。
不求显耀，面对功名荣誉永葆淡泊之心。钱学森成就非凡、贡献卓著，但他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总是说导弹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搞成功的，其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当得知自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时，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当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动情地说，我个人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祖国。钱学森的非凡经历和大师风范为世人景仰，许多著名作家、记者要为他著书立传，他都婉言谢绝，“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是他一生坚持的处世原则。钱学森对个人功名荣誉看得很淡，但对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却看得比泰山还重。他这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其中一次是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一次是中央组织部把他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心情激动极了”。有功不傲功，有名不图名，是钱学森对精神气节的崇尚和坚守。
不计得失，面对权力地位永葆淡定之心。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是钱学森对待权力地位的一贯态度。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后，被大量的行政事务所困，同时又有大量的技术问题等着解决和处理，他主动提出免去自己的院长职务，改任副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屡次向上级提出辞去各种职务，先后请求组织不提名其为十二大代表、十四大代表，提出不担任科协三大代表、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并恳请免去自己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职务。钱学森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在意的只有党的工作、国家的事业，总是以宽广的胸怀甘为人梯、提携后人。他常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他曾郑重提议，让年仅31岁的王永志担任第二代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这种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欲的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一代科学大师的博大胸襟。
不慕奢华，面对物质待遇永葆淡然之心。淡看金钱，淡看待遇，是钱学森一生坚持的生活态度。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书出版后所获不菲稿酬，全都捐出或交了党费。他平时勤俭节约，经常使用各种用过的纸张撰写讲话稿、报告提纲等。组织上多次提议为他改善住房条件，曾想按标准给他盖一座小楼，钱学森一概婉拒：“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去世，他一直居住在一座普通的公寓单元房。钱学森对待物质待遇的超然态度和至高境界，为我们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提供了示范。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钱学森的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聚传统之美德，汇时代之精华，树人生之楷模，把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传承和弘扬。
（作者为总装备部政委 迟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