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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钱伟长
来源:文汇报

钱穆对侄子的影响

无锡梅林的东面,有一个叫七房桥的村落。它因钱氏祖先在这里建造了七座大宅,并有一桥将啸傲泾两侧的七房骈连而得名。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就出生在这里。按照乡间习惯,长子出世,照例由父亲取名。但其父钱声一谦让着非要弟弟钱穆给儿子起名。钱穆为此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取了个学名“伟长”。钱伟长五岁时,钱穆已经结婚。钱穆晚上从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教书回来,常喜欢和钱伟长逗玩一会儿。晚饭后,老祖母伴着孙儿夜读。钱穆知识渊博,每当钱伟长碰到疑难,就给他详细讲解,这就成了他最好的启蒙老师。钱穆后来回忆说:在乡下的夜晚,能够“同桌三代(读书),亦贫苦中一种乐趣也”。

钱伟长很懂事,知道家境困难和生活的艰辛。他穿的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的衣服,只不过请母亲改裁一下。他还帮祖母和母亲养蚕、挑花、糊火柴盒;附近河荡里鱼虾很多,钱伟长总是和小伙伴们在小溪和荡边捞小鱼小虾,捉田鸡;或是在田野间寻觅金花菜、马兰头、荠菜。儿童天性,有时免不了还要淘气,钱伟长以后回顾这段生活时说:“我就不相信,一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定了他的终身。老实说,多数孩子的觉悟是比较晚的,尤其是男孩子,有人晚到十六七岁,或至少十四五岁才开始觉悟。男孩子就是淘气,淘气的学生将来长大了往往是有为的青年。而那种婆婆妈妈、循规蹈矩的学生,一般不是科技工作者的胚子。”钱声一觉得老母对孩子过于宠爱,怕以后经不起坎坷。他同钱穆商量,在钱伟长五岁后,就送到盛桥东岳庙初级小学启蒙。1919年暑假,钱穆应聘后宅镇第一初级小学校长职位后,就带着钱伟长走马上任了。

钱穆去后宅初小任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美国杜威博士来华访问,作教育、哲学讲演,钱穆从报上读其讲演词后,觉得杜威的话同古籍所载中国古人之教育思想不同,转入初级小学与幼童接触,可作一番从头开始的实验;二则当时提倡白话,初级小学教科书拟全改白话文体,钱穆曾在年前出版了一部《论语文解》,专为指示学生造句谋篇之基本条件而作——他想转入初小进行白话文的教学实验。后宅小学是住读,钱伟长小小年纪便开始了半独立的生活。他在叔叔的熏陶下,背了很多古文和古诗,后来还读了许多儒家著作,如四书五经等。钱穆也住在学校里,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读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著作。他钻研学问时,总要钱伟长陪伴在旁。叔叔看的西方名著,钱伟长也似懂非懂拿来读。多年后钱伟长在上海对人说:“陪四叔读书几年,使我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养成良好的习惯于童蒙,终身受用。四叔除读书以外,便是练字。我也跟着练字,画图画。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得益于四叔的熏陶和影响。”

改学物理的艰难历程

1931年夏,钱伟长从苏州中学毕业。正当他面临失学之际,上海经营味精厂的化学家吴蕴初设立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可有12个名额供品学兼优的青年上大学之用。这使钱伟长来到上海,他同时报考了北平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结果一连收到五份录取通知书。钱伟长理科和英语成绩一般,但文史方面却非常优异,他的志向也在文科。那年考试,清华大学历史试卷是陈寅恪教授命题的,其中一道题目是要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和注疏者。很多人束手无策,钱伟长却考了满分。钱伟长得到了“清寒奖学金”,他征求四叔钱穆的意见后,选择了清华中文系。

就在钱伟长选好专业的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这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钱伟长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决定改读物理。当他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转系申请时,吴教授认为钱伟长数理化成绩太差,三科的考分总成绩还不到一百分,恳切地对他说,去中文系或历史系是最适合的。他还针对钱伟长身体单薄瘦弱的状况,关心地说,物理系的课程很重,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因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习负担而被迫转系。钱伟长是一个倔强的青年,他决定了的事非要做到。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有训只得让步,让他试读一年,如果一年内钱伟长数学微积分和物理的成绩在七十分以下,立即退回中文系。并要钱伟长同时选修化学,并加强体育锻炼。

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有些疑难问题别的同学也答不出,他就跑图书馆查资料,直到弄通弄懂为止。他意识到,干任何事情都要得法,这个“法”很简单,就是要“弄通”,要“理解”,切不要死记硬背。这个方法也是吴有训教给他的。

那时物理系第一学期的课程中,由吴有训亲自讲授普通物理。据钱伟长回忆,吴有训讲课与众不同,从不带讲稿,不是照本宣科。每堂讲一个概念,从历史的发展讲起。钱伟长初入大学时,听课记笔记都沿用中学时照抄照录的办法,效果很不好,每周二十分钟的课堂测验,他竟一连七个星期都不及格。吴有训没有歧视他,却不断给他具体指导。他告诉钱伟长,学物理不像学中文,不要追求文字的记忆,而要体会其严格的概念,要学通,通就是懂,懂才能用,用了就自然记得了。吴有训还劝钱伟长不要上课只顾记笔记,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课后用自己的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有不明白的,可以看有关的参考书。吴有训知道钱伟长的英文底子薄,特地找来一本中译本物理讲义,便于他查阅。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追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教授的认可(当时物理系教授共周培源、萨本栋、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五位)。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与顾汉章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六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开始科学研究的开端。

了不起的“中国青年”

钱伟长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所招考一名实习研究员,他前往应考,被所长丁西林录取。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仍为吴有训教授,主攻X光衍射。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钱伟长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之后他还组织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沿京浦线南下一路宣传抗日。次年1月13日,他们遭南京军警拘禁。钱伟长被抓后,钱穆四方奔走,设法营救。由于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出面干涉,钱伟长等才被放出,返回北平。

1939年初钱伟长到西南联大执教,遇见了该校中文系四年级女生孔祥瑛。这年七月,钱伟长参加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被录取。孙祥瑛正巧大学毕业,两人决定结成终身伴侣。8月1日结婚这天,清华文科方面由朱自清出面,理科方面由吴有训出面,分别担任主婚人和证婚人。因欧洲大战的缘故,钱伟长至1940年夏天才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9月20日,钱伟长到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吉教授攻读应用数学,并从事有关薄板薄壳统一理论的研究。钱伟长到校第一天,辛吉就召他谈话,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近期课题进展情况。当钱伟长第二次见到辛吉时,也把自己在昆明时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成果交给教授。当时两人决定,由钱伟长在统一数学符号的基础上写成一篇论文,分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部分。两个月不到,钱伟长就将论文写成并寄往美国,稿件署名是“辛吉教授和钱伟长合作”。论文在《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上发表。作为一个刚入学的青年,这确是一个例外。

1941年6月,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0月,又完成博士论文。因为学校规定须读满三年才能得到学位,所以钱伟长于1942年春季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会主持的应用数学特种委员会的工作。年底,他成为美国数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大学航空工程系跟从冯·卡门教授工作。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加州大学的航空系也吸引了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等中国学子。钱伟长和钱学森等人朝夕相处,十几年后这些人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栋梁。

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美国应用数学季刊这年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钱伟长和林家翘、钱学森一道,为冯·卡门所看重,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贡献。二战中法西斯德国野蛮轰炸英国,以后又以新制的V1、V2型火箭相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军方将此事交给喷射推进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等对此加以分析,发现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这便证明德国火箭已采用了最大射程攻击伦敦。于是他们提出,只要在伦敦地面造成假象,好像市中心被多次击中,以蒙蔽德国飞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造成实质性破坏。英国军方采用了这项建议。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非常感激地说:“美国青年真厉害。”他不知道使伦敦市区免遭袭击的其实是“中国青年”。

由于钱伟长在美国研究的是火箭、导弹技术,有关方面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但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因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只得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当时他才34岁。(陈怡摘编自《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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